也想当然的，把他当成了红党的间谍。
这也不怪特务处的人，这个罗方伟，长得和中国大众老百姓一模一样，并不像个日本人。
而且罗方伟的国语说的非常好，应该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，一点口音也听出不来，甚至比一些中国人说的还要好，而且他还能说河南方言呢。
在举止投足之间，他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。
乔羽生分析，罗方伟一定是日本在上海的重要特工，他不但掌握了国党的情报，对于红党地下党的情报，更是了如指掌。
所以，他才会在被特务处抓到之后，假扮红党人明月，投诚。
而为了让特务处信服，他又抛出了见面礼：三个红党地下党联络小组的信息。
这是他的杀手锏，此招一出，就算老道如张鸣奇这样的特务处来人，也上当了，把他当成了红党的重要联络人。
毕竟，一个一直被追捕的红党，被抓后，一开始宁死不屈，经过严刑拷打，才最终吐露情报，再根据也是吐露的情报，特务出连夜出击，将残余的地下党一网打尽——一环扣一环，严丝合缝，还真让人不得不认为，罗方伟是个叛变的高级红党人士。
想到这里，一阵寒意，沿着乔羽生的脊梁骨，缓缓上升。
罗方伟是怎么知道，红党地下党，在上海联络小组的位置的？
毕竟，就连在本地拥有庞大特务系统的特务处，也不知道精确的位置！
更离奇的是，罗方伟居然还知道，地下党上海联络总站，发送给后方的电文内容，并且一字不差的背诵了下来。
如果罗方伟是日本间谍，那么日本人在上海的一定有着完备的情报系统。
他们不但对国党有着密切的跟踪，就连红党，也在他们的渗入范围之内！
乔羽生深吸一口气，放在桌上的双手，不禁攥紧成拳。
他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审讯室内。
桌上的茶水早已凉透，倒影出天花板上，一盏昏暗的灯光。
乔羽生看了一眼桌上的录音机，上面记录着他这次和罗方伟审讯的全部内容。
根据特务处的一贯规矩，审讯必须要留下录音，归档，作为后续的证据。
乔羽生打开录音机，开始反复听着里面的录音。
他开了三倍倍速，在罗方伟飞速的语速中，侦查他有可能露出的马脚。
二十分钟后，他咔的一声按下暂停，又反过去听了一遍。
连续几遍，锁定在一段话中。
他发现，罗方伟的汉语虽然说的好，一点口音也没有，甚至比一些中国人还要说的标准。
但是，他的汉语，也并不是十全十美！
比如在录音中，罗方伟在提及自己的籍贯的时候，他是这么说的：“我是河南洛阳出生。”
又比如，罗方伟提到，他迫切希望关于自新人员的认定，能够快点下来，“你知道，背叛组织这种行为，在红党内不可能容忍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，只能寻求你们的庇护。”
这两句话，如果严格用语句通顺、无语病的要求来看，应该改成这样：
1.我是在河南洛阳出生，或我是在河南洛阳出生的。
2.背叛组织这种行为，在红党内是不可容忍的。
通过比较可以看出，改过之后的语句更加符合语法规则。
而罗方伟的原话，如果写在纸上，单独拎出看，虽然能看懂，不影响阅读者的信息接受，但却带着些许的别扭。
但是在对话中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罗方伟用流畅语速、地道的口音说出来这些话，并不会引起听者的注意的，因为口语化的句子，本身就不会如书面一般严谨。
然而，乔羽生却明了，罗方伟犯下的语法错误，不是一般的语法错误，而是能够更进一步，揭露他日本人身份的佐证！
日本人说中文，一不注意，就会犯一个语病：“是……的”格式中，是的用法不正确，或者该用“是……的”格式，却没有用。
罗方伟就犯了这个错误。
究其原因，是源于日语中，没有和汉语相对应的表达判断的系统词“是”。
日语中表示判断时在句尾用助动词“…です”，而“…です”既不是一个可带宾语的动词，又只用于句末，故日本人在学习、使用汉语的系词时，受制于本能，容易出错。
另外，有些汉语中用判断句表示的，日语中也可以用别的句式表示。
这也是日本学生常常在该用“是”却没有用的一个原因。
这些语言学上非常细节的东西，特务处上海区的人，自然是不会懂的。
但是乔羽生就不一样了！
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，对语言学非常敏感。
而且在名古屋第一军事学院学习的三年期间，不但熟练掌握了日语，还曾经作为助教，给军事学院的日本学员，教授过中文课程。
所以，他对于日本人说汉语会犯的错误，在实践教学中，有着深刻的理解。
罗方伟，虽然是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听出不来任何日本的口音，足以骗过土生土长的中国人。
但是，他作为一个日本间谍，毕竟不是在中国长大，即使他来了中国很多年，一些骨子认知的东西，其实是很难改的。
其中就包括对于中文语法细节的掌握。
这些细节的拿捏，在书面文字中，存在暴露的风险；但是日常口语中，就被他流利的语速、纯正的口音给完美掩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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